治国有道[古仪第二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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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乃天命去留,即彼舍此之际,无庸置心,要以衣冠为带之伦,自相统役,奠维措命,长远丑孽者,实以为符,得人而遂授之。

自从炎帝的德政衰败之后,轩辕黄帝的时代就开始了。他忧虑天下面临的危险,铸造了戈、殳、戟、酋矛、夷矛等五种兵器,诛杀铜额、甭除飞沙(铅额、飞沙,指蚩尤兄弟)。在涿鹿山(河北涿鹿县)擒杀蚩尤(古中国九黎族部落首长)后,黄帝封存兵器,创造文字、音乐、巡狩迎瑞,定都建国,凤凰来集,良臣人梦,建立上万个诸侯国,他的子孙陆续登上帝王之位,到刘邦建立汉朝,一共经历了五姓、一百一十七位君王,这实在是极其伟大的功业啊!他何尝有把帝王之位当作私有物以留给子孙后代之心呢?

但是,上天仍不停止这种恩赐,继续给予神灵的维护,这是因为黄帝立下的良法美意,留传后代,一直没有丢掉,天下百姓衷心拥戴,一定要得到这种君王才感到有所依靠。所以,尽管多次遇到改朝换代,但最终却不能丢掉炎黄子孙,到外族去寻求宗主。追寻一下炎黄子孙长期统治天下的道理,是建立了中国,以阻止异族的干扰。

至于遇到天命改变、帝位交替,舍此就彼的时候,就不要放到心里,而要让中原文明之族自己统治自己,奠定天下的大纲,保住国家的命运,永远排斥恶孽的异族,以实印作为信物,得到合适的人选就授给他。但是,天帝之所眷顾,百姓之所怀念,如同游丝,如同胶汁,绵绵不绝,长久保持这种情况,实在是民意所求而天意暗助的缘故啊!

到了孤立的秦朝,君王治国的法度沦丧,秦王只想把整个天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、时时猜忌,唯恐强悍有力者早晚崛起,仿效自己,抢夺君位。因此,他对有能力的人一律剪灭,有机谋的人一律打击,有实力的人一律削弱,君王之下的大臣不能拥有一点土地,亭长(秦汉时掌管十里地治安诉讼的下级官员)、邑宰(县令)等官员不能私藏一点财富。秦王想用这种方法巩固自己的大业,长久保持一姓的至尊地位,但是失败却随即到来。由此而言,见识浅薄,不立藩国,拱卫中原,辅助华夏,岂不是错误的吗?

汉朝有鉴于秦朝的弊端,兼用古制与秦法,为百年大计建立强干弱枝的藩国,虽有自创之特色,却大都暗合古制,受封侯王及封邑贵族,兼有几座城市和大量户籍,他们铸造兵器,储备粮草,不受中央禁令和约束。因此,长沙王可以对付三粤(广东、广西、福建)夷族侵扰,而燕王旦(汉武帝之子)受封的诏令中,对防备遏制薰鬻氏(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,即匈奴)之事再三叮咛,汉景帝、武帝以后,用推恩法(即把诸候王的封地分给没有继承王位的子弟,明施恩惠,暗削实力)削减诸侯王的实力,借口耐金(汉代宗庙祭祀,诸侯助祭所献的黄金)不纯,免去大量侯爵。虽然诸侯辅佐中央的力量削弱了,但是,任命大将出征,派遣使者,却可以随意增减,控制军队。而且,调兵的虎符(古代调兵的信物,汉代用黄金铸造)、铜竹(铜制的竹管形信物)虽然掌握在皇帝手中,但是却特别看重刺史(督察郡国的官员)、太守(管理一郡政事的官员)对军民的部署。所以,元帝(刘奭,宣帝子,开汉代宦官干政之先河,在位十六年)、成帝(刘骛,元帝子,在位二十六年)之际国运衰退,安帝(刘祜,章帝孙,在位十九年)、顺帝(刘保,安帝子,在位十九年)之时国势日弱,但远能斩楼兰(汉西域城国,在

今新疆罗布泊西,昭帚时传介子杀其王安归)、郅支(匈奴单于名号,名呼屠吾斯。元帝初叛汉,反被陈汤攻杀)国王之首,击败乌桓(中国古代民族)、羌部(中国古代西部民族)。即使是王莽(字巨君,元帝皇后的侄子,篡汉自立,在位十五年被杀)篡夺了西汉,曹丕(曹操次子,代汉称帝,在位七年,庙号文帝)在许都(河南许昌)篡了东汉;但是,继承两汉正统的仍然是南阳的刘秀和益州郡(即益州,在今四川)的刘备,他们都是刘氏的子孙。

西晋司马氏失算,让羌胡居于塞内,召来他们造成祸乱,中国颓堕,井非没有自身的原因。而八王分治各州,各有自己的君长,各有自己的百姓,根基犹在,所以琅琊王司马睿(东晋元帝,早年袭封琅琊王,在位六年)仍然能延续下去。假使本身涣散疲弱,州郡没有可以凭借的力量,五胡十六国的兵马精强,绝非江东所能匹敌的。

六朝(东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)文弱,全不值得记载、凭借遗留的法令、国力,仅能支撑六朝政权在江东一隅存在二百七十年。如果六朝懦弱的君主),时时害怕自己孤立衰弱,把大权旁落作为自己最大的忧虑,那么用不到十年,石勒(十六国时后赵的创立者,在位七年)、苻坚(十六国前秦世祖,在位三十三年)、拓拔焘(北魏太武帝,庙号世宗,在位二十八年)等异族就早已横渡长江了。

因此,天下的形势,有合的时候,也有分的时候;有扩张的时候,也有收缩的时候;有放任顺应之时,也有强彼固此之时。所以说,大一统不能分割,只能因势利导。天下有乐于成功的趋势就使它成功,天下出现有利的趋势就利用它的大势。如今,天下让强悍的勇士柔弱下来,将纵横八方的人才聚集起来,迫使他们统统去务农,那么国家的实力就没有了;扶持老实谨慎的人,帮助软弱的人,让他们去当兵,那么军队只有个名义,而没有实际的战斗力了。只有其名,而无其实,则会忘掉自身的脆弱,也丧失了自己的立足点。宰割万物,专营私利,放纵自身,大权在握,不给臣下权利,也不强化地方力量,这样,一些可以用来治理天下,拯救灾难的措施,便已荡然无存了。这是仁人所以痛心,而俗儒用以欺世盗名的事啊!

唐朝没有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方伯(一方诸侯之长)、连帅(十国诸侯之长)对中央政府的援助,也没有仁爱百姓的重大谋划和组织百姓、巩固国家根本、清洹族类、抵御外侮的重要谋略。他们窃取了寓兵于农的旧制,强行合并兵农,分设府兵(一种兵役制度,创于西魏,盛行隋唐),出征作战和守卫京城,只听中央命令。这种府兵制的弊端,本来只要经过几代君王,就会迅速导致国家的败亡;可是,一直到了天宝(唐玄宗年号)年间,祸乱才爆发,这难道是因为府兵制败亡的时间来得特别晚吗?

追溯府兵制残存的轨迹和它的兴衰,盖府兵制之坏自藩镇之祸起。原来从西州(唐州郡名,约在新疆吐鲁番和鄯善一带)沿着北庭(唐代六都护之一,辖盐、治等府州)直到辽河以东,都设置了都护(唐代统辖边远诸国的官员)、都督(官名。唐代边防重地的都督加赠旌节,称节度使),他们都可不按内地的方法,可以根据边地具体情况独自采取相应措施。因此,唐代前期的一些功臣名将,如李勣(唐曹州人,原名徐世勣、功封英国公)、薛仁贵(唐绎州人,骁勇善战,封平阳郡公)、王忠嗣(唐代郑人,屡立战功,任河西、陇右、朔方、河东节度使)、郭元振(唐贵乡人,武后时任安西大都护、金山道行军大总管)等人,率皆擅专赏罚,不必受朝廷制约,精选兵马,审察用兵时机,大量搜刮民间财富,待部下犹如奴隶,直至侵吞公物,

也不加追问。

这种局面发展下去,节度使的权力便不可控制。他们倒行逆施,割据称霸,导致五代(唐宋之间的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)形成,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,如同回旋的水流,受阻后腾涌飞溅,反而倒流起来。然而闰位(古人指非正统的帝位)交替,图识(符命占验之书)屡改,石敬瑭(后晋的建立者,他原是后唐明宗之婿,后引契丹兵灭后唐,受契丹册封为晋帝,割燕、云十六州给契丹,自称“儿皇帝”,在位七年)的后晋向北方契丹献媚,妄图依靠契丹丑类,称霸中原;但是,并州(古州名,据今山西大部地区,治晋阳)的晋阳却久攻不克,契丹多次失利,最终仍归中国统属,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强大的凝聚力了。

北宋凭借臣子之位,陡然兴起国运,由于所得出乎意外,因此君王常常惊恐难眠。赵普(河南洛阳人,辅佐赵匡胤建立宋朝,官枢密使,同中书门下平章事)器量狭小,窃居相位,鼠目寸光,得过且过,猜疑大臣。于是,他纵恿赵匡胤借杯酒以解除石守信等大将兵权,说是维护君臣之间的和睦;借《论语》以装潢门面,托孔子之言讨好下属;削掉藩镇权力,中央执掌重兵,改变节度使设置,建立文弱的文官制度;由皇帝总领禁军,老弱充斥兵营,孤立在强敌身边,没有使帝位十世相传的高瞻远谋,宋代就这样放纵文官因循度日,又用繁琐的法令严加防范,结果是一代而衰弱,再一代就要倒下。赵保吉(西夏人,原名李继先,宋太祖时他起兵反宋,被辽册封为夏国王。宋廷招降他,赐姓赵保吉,但他时降时叛)忽降忽叛,刘六符(辽人,庆厉年间,他出使宋廷,越宋廷忙于对西夏用兵,要挟割让关南之地)恫吓割地,他们戏弄宋室朝廷如同牵木偶,却没有人洞察反省。宋真宗在澶州城下,接受盟约(宋真宗景德元年,辽军深入宋境,宰相寇准力排众议,定真宗亲征之策,在澶州立盟,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),年年增加送给辽国的金银、绢帛。宋廷苟且偷安,推尊大将,建军强国的遗风丧失无余。

狄青(宋汾州西河人,字汉臣。初为卫士,后因骁勇善战,升枢密副使)任枢密副使的重要职位,稍稍有所作为,座位未热,则被指控有叛逆之嫌。因此,天下英雄,个个驻足,世间豪族,人人寒心,不敢再有作为了。

南渡以后,宋室仍然遵奉北宋对武将压抑猜忌之策,蕲王韩世忠(宋延安人,字良臣,屡立破金奇功,孝宗时追封蕲王)、循王张俊(宋成纪人,字伯英,数建抗金大功,死后追封循王)仅能悻存于财货美酒之中,岳飞骤然被害于风波亭(宋大理寺监狱,今杭州小车桥附近),自古以来自折栋梁、自毁藩篱,没有比这一次更厉害了。

无人效力,是宋朝最大的内伤;自相猜疑,给外族以可乘之机。终于使中国败落,大势解体,先是被女真(中国古代少数民族)吞并,然后被鞑靼(蒙古族之别称)攻灭。中国人拥有着三皇、五帝、大汉、盛唐的疆土,却沦落到被蓄长辫、戴斗笠的异族所统治,政权丧尽,百姓受难,华夏堤防,全部崩溃。百姓经受着空前未有的灾难,这是秦朝首开恶例,而宋朝加以完成啊!秦朝把天下当作私人财产,却有力量控制它;宋朝也把天下当作私人财产,却无力控制它。灾难来得快则灭绝其子孙,灾难来得慢则丧失立国的纲纪,这不仅丧失了自身,也丧失了天地分区建国的最高原则。唉!这是多么可悲啊!

石守信(宋浚仪人,宋太祖即位,任归德军节度使)、高怀德(字藏用,

宋太祖即位,任殿前副都点检)等人,事实上并没有韩信、彭越那种倔强的秉性;他们所拥有之土地,统率之军民,也不及战国齐秦的实力。迫使他们在谈笑饮酒之际,立即交出兵权,也并没有田承嗣、王武俊、李纳(三人俱为中唐叛将)等人的骄横跋扈、不可改变的顾虑。

如果宋朝能够优待这些旧将,同时再培养一批新秀,让他们驻军各地,星罗棋布,犬牙交错,充实内地,连结边地,一方有警,各方救援。这样,即使到了王朝衰落之际,仍可像百足之虫,死而不僵。何至于逃亡海滨,苟延残喘,向海潮乞求福佑呢?皋亭山(浙江杭县东北,宋末,元统帅伯颜驻军于此)赵显(宋恭帝,在位二年)向元军投降;惘州(在广东广州湾口外海中)海中,陆秀夫背著小皇帝赵(宋末帝,在位二年)投水自杀。最终让奇渥温氏(元代帝室之姓)吞并中国,华夏大地成为黑暗地狱,达百年之久!唯其采用愚民之策,私有帝位,只有瓦击那样的狭小器量,装满了就昏然陶醉,如同婴儿极力护卫一块小糕饼,又像是只需灌满肚子即饱足的小堰鼠(田鼠)。傻瓜的愚昧,实在让聪明人感到可笑。

《周易·否卦》说:“时刻想著危亡,要把命运系在根基稳固的桑树上(其亡其亡,系于苞桑)。”有所寄托,国家就可以巩固了;但是,这种寄托,必要选择根基稳固的桑树上。秦朝、宋朝只把国运系在芦苇上,却不知其根已被拔出。所以说:“前事的失败,就是后事的鉴戒(前事之失,后事之师。”)这就是为将来的人说的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