结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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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是“结语”倒也不必如现代语中所谓“总结”。

“引言”写出之后,因为课期迫促,仓促付印。嗣后发现其中颇多遗漏,即是说,应该写进去的却不曾写进去。现在,这“结语”就是来打打补丁:如此而已。

下面所写的各段,有的是韩刚羽、高荫甫两位先生提出的意见,供给的材料;有的是我随时所想及,就只随手写去不再加以区分。

佛典旧分三藏,即:一为经藏,音译修多罗藏;二为律藏,音译毗那耶藏;三为论藏,音译阿毗昙藏。经说“定”学;律说“戒”学;论说“慧”学。

所谓“戒”,即戒律戒行,说得通俗一点儿,即发下誓愿不做坏事,如“五戒”之类;若再推而广之,便成了佛教徒所说的“三千威仪,八百细行”,一举一动都有个规矩。所谓“定”,即是“无挂碍,无恐怖,远离颠倒梦想,究竟涅槃”;简言之,即是“一心不乱”。所谓“慧”,即是智慧;细说之,晓达无为之空理(佛理)叫作慧,所以佛智叫作“慧日”,而释迦牟尼又有“慧日大圣尊”之称号。

佛教徒的做功夫是由戒生定,由定生慧。求“道”之次第如此之合理,在宗教中,真可说是难能而可贵了。

现在所选的教材,可以说俱出于经藏。戒律于我们非佛教徒没关系,所以不曾选律藏。论藏,本来打算在《大智度论》和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选两节。斟酌了半天,觉得那种惟理论的教义太玄妙了,讲起来怕费事,而我的学力又太浅,恐怕越说越不得明白:所以终于也不曾选。

一种宗教,当其创教之始,其创教主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、生活习惯以及传统信仰一定有所不满,而思有所改革。这所谓改革,倒不必定说它是改良,因为真正的宗教的教义往往具有着极端性,所以对于其所不满的(否定的)事物的改革也是彻底的,甚至于可说是革命的。这在佛教,尤其如此。

在古印度,人民间氏族的阶级划分得十分严。我们只看“四姓”这一名词,便可以知道。释迦牟尼这位大慈大悲的教主之所以提倡平等观和普亲观,也就是要消灭这阶级。然而纵使其动机和目标都是好的,而其忍辱、戒杀的“教行”在当时却仍然是使不得。(不管他是怎样地“众生无边、誓愿度”。)

列宁说:“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。”(《列·尼·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》《列宁全集》第十七卷)释迦牟尼也正是如此。

不管释迦牟尼是怎样的一位天才,他可是不懂得只有通过了阶级斗争才可以促成阶级的消灭;而在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时候,去提倡普亲、平等,不但太天真、太理想、太“一厢情愿”(羊与狼怎能谈普亲、平等),而且其结果反使统治阶级更容易发挥其统治的威力,巩固其统治的地位。

又是列宁批评托尔斯泰的话,其学说“是反动的(这里‘反动的’一词,是就这个词的最确切最深刻的含义用的)”。释迦牟尼的教义也正是如此。

这也不能十分怪罪释迦牟尼,因为他是两千五百年以前的人物。

佛典中文学的价值是二重的:佛书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学的价值,此其一;译出之后,则又成为翻译文学,此其二。

翻译文学之影响倒不在于所谓“文人”的著作。它直接影响到小说;间接则到戏剧。这是我们研究我国文学史所不能忽略的。

我国在早无所谓“反切”(拼音)和“四声”(平、上、去、入),一直到六朝末期才有。这与译经也有关系。因为梵文是拼音的,而翻经有时要用音译,又因为要忠实于翻译工作的缘故,必须做到音译之正确:以此,四声和反切便生出来了。发展下去,到了唐朝,就成了有着卅六字母的“等韵”。

“引言”中曾说佛教给与中国的影响是迷信、哲理和文学。如此说实在不完备。我国古代的绘画、雕塑、建筑以及音乐(几乎是整个的艺术的全体)也受过佛教很大的影响。这也是我们应该晓得的,虽然这已经轶出佛典文学这一主题之外了。

综上所说,佛教来到中国,其影响倒也真正“非同小可”。治古代文学史、艺术史和哲学史的决不可以轻轻放过佛典。

索性跑到题外去,再说几句。

佛教不独在中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。在东南亚、东亚,如越南、高棉、寮国、缅甸、蒙古、朝鲜和日本,亦然。

爱伦堡在他的一篇文章《欧洲的命运》里面说:“古希腊以它的遗产、伟大的艺术和人道主义的萌芽使它(欧洲各民族共同的命运)丰富起来。基督教是欧洲的共同的冲动和病症。”我打算把这位大作家的话应用到古印度佛教之在东南亚、东亚诸国。因为在这里,佛教是具有着类似乎古希腊与基督教之在欧洲的情形的,说的是它的智慧和它的宗教(在这一方面,佛教之在亚洲,是“病症”多于“冲动”的)。这也就是佛典在今日的价值。

在开头,我很高兴(于此不敢滥用“荣幸”)讲授佛典翻译文学。我不是佛教的信仰者,也不是佛学的研究者。而佛书却是爱读的,特别是在抗战后,解放前。而且我越读佛书,就越震惊于释迦牟尼的天才与其伟大的人格。自然,一直到现在,对于教义大部分还是搞不通。我不是说的佛典中“名相”之学。那个,我不会搞得通,而且也不想去搞通。

我所最不满意于释迦牟尼的是:他对于妇女那么深恶而痛绝。佛典中,那一套“不净观”的教义,老实不客气地说,我是最怕读。我说怕,这怕字是如字解。每一读,我就怕起来,怕得我“毛发直立”。也许就为了这,我就不能成为一个佛教徒。

话说远了。我只是说有一时期,我爱读过佛书(读得虽然不多);我钦佩过释迦牟尼;而现在呢?我很高兴来讲佛典翻译文学。这高兴殆不下于“小孩子过新年,穿新鞋”。

大半生教书,在各地各校曾担任过种种不同的教科,我还不曾讲过佛典文学,虽然在堂上有时也曾征引个一句半句的。

这一次,用了古语来说,正是“破题儿第一遭”。这也是我稚气地高兴的原因之一。

然而天下事,做起来往往不像想起来那么简单。此刻还不曾上课,我已写出引言,选定教材,略加注解,而且结语也临近结束。在备课上说,差不多已是“功行圆满”。我的高兴可也差不多烟消云散,剩下的只有惶恐了。

不拘写稿、选材、加注,我越写下去,越感觉到自己对于佛学之无知。新的理论呢,我又那么有限:使我不能很好地掌握着去批判地接受佛典。

总而言之,讲授佛典翻译文学,我还不能胜任而愉快。即以自家的讲稿的文字而论,说理既不能深入,又不能浅出;行文既不能简练,又不能流畅。这已经够泄气了。

不过环境条件俱已具备(这就是佛所谓因缘),我不能也不便于开小差,只好准备着硬着头皮去上课。

这就算是责任感吧,然而绝不是在开头时的高兴了。

五四年,国际劳动节日,初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