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用官史[任官第五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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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其尊,卑其卑,位其位,事其事,难其选举,易其防闲,公其心,去其危,尽中区之智力,治轩辕之天下,族类疆植,仁勇竞命,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。

董子(仲舒)说:“仁指的是对待别人,义指的是对待自己。”就是以仁心爱别人,以大义来约束自己。以仁爱人,不约束别人而让人尽其所能;以义律己不因我之偏爱而增加对别人的猜疑。身为一个君王,自私自利,精制别人,却可以宰制九州,建立千秋的社稷,天下没有这个道理,况且这样也不能达到自爱的目的。

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时,金木水火土五行,东西南北四方,各有其方位和时序。上天不会因为冬天寒冷,就在期间中安排一段温热的日子;也不会因为夏天酷热,就安插短暂的寒气;不因西北有昆仑之山,崇峻高耸,阻挡天日就削平它;也不因东南有尾闾之豁,大水浩森,浸没天日而填干它。四时、五行、四方各行其职,成为一体,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。

《诗经》中说:“你给我木桃,我敬你美玉。”说的是齐桓公为巩固统治,以诚信对待处于困境中的卫国人,卫国人虽曾两次遇到灭顶之灾,却仍不相疑,因而卫国人以投桃报玉来表达感激之情。当君王者拜受天命,统治中州,感应天河流光,以宝剑、吉符传给后世时,总是反复叮嘱,才郑重地交出信物,亦是这个原因啊!

然而,三皇五帝时代,根据天命的兴废,君王或是本身便实施禅让,或者是几十代之后才禅位,都不外是神明的后代,没有像赵宋王朝那样自去中国之援,削弱华夏之族,把国家送给夷狄的。辽耶律氏、金完颜氏、元奇渥温氏初兴时,也曾分居一小块领土,统治少数臣民,混身草莽之中,希冀啮坏长堤,以此作为颠覆中国的资本。

晋、宋、梁、唐这些王朝的后期,臣下逼孤儿寡母,大权落在高官手中,当时政权的交替都很简慢随便,近臣对这种现象耳濡目染,垂涎重宝大位,政治的混乱是用不着奇怪的。这种流习沿续下去,猜疑官僚的风气越来越严重,以至于宰辅之类的论道职,台谏之类的喉舌之职,六部官长,巡宣使臣,下至郡县之官,即使城墙上的女堞还不足百个的小城,户口还不足三千人的小县,全天下没有不被猜疑之处。在此情形下,主政者认为任官不可怀疑,即又心中严加提防,不惜为了一个小水疱而将手腕割去;认为任官可以猜疑,却又好像将自家的钥匙交给盗跖之流,而希望他们慢一点下手洗劫;认为此处值得怀疑,则又有怕狸偷鸡,却让狐去看守鸡舍的弊病。

舜当初在任命官长时,让禹当司空,总理百政,让弃当司农官,让契做司徒,让皋陶做司法官,让伯管理郊庙,让掌管音乐、教育后代,让龙当纳言官,各专其长。虽然他们从容推让,舜则更勉励之,若任用别的人,舜必然不会同意。舜之所以说:“去吧,你能胜任!”是因为舜相信共工能治理百尺之泽,相信益能管理名山大川之蓄养。因而慰劳致谢都是舜专门主持,以体现对他们宠爱,支持他们的工作以免去对他们的约束,这样,仁义树立起来,而天下之百工才得以完成。

天地之气,刑罚和恩德相互依存,灾祸与喜气互相感应。甘草是丰收的预兆,苦草是荒歉的预兆。酒泉和甘露,都不会流入夏桀的池塘;日珥时的

阴风,不会笼罩尧的屋宇。诚信是由诚信换来的。猜疑是用猜疑换来的。所以五臣、十乱(五臣:指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、司空季子。十乱:指周武王的十个治国平乱的大臣:周公旦、召公、太公望、毕公、荣公、太颠、阖禾、散宜生、南宫适、文王母),萧何、张良、冯异、邓禹等人,呕心沥血而毫不在乎,是因为诚信召唤他们。汉将军李广射石,虽然不是真的老虎,箭枝却完全射入石中,这也是李广射虎之诚心所致。

以诚待人,则小人会洗心革面;以疑忌任官,则会使君子感到寒心。所以,豫让在赵国都城吞炭变哑,以图刺杀赵襄子为主人报仇。百里奚行哭于秦国,刘越石坚守于并阳;袁乐、刘秉牺牲于台下;杨业单人匹马战辽兵而牺牲;余阙(元末人,死于抗击陈友谅之战)守城而溅血,以上这些人,或背叛旧君主,或与匪类为伍,或在伪朝当官,并没有白日清水一样的往昔,而一旦慷慨赴死,大变其过去的狂妄之心,难道不是君主对他们信任得使他们难以推脱,以诚推心置腹感动得他们一定要报答吗?所以说信任并不图回报却能得到回报,猜疑并不希望得到欺瞒而欺瞒必来。

如今的任官制度,在地方任官者,堂堂县令管不住县丞、主簿;一州之郡守管不住同知、判官、推官;一司之权,公为左使右使,而本司的二参知、副使、佥判也不听令。公文印信封掌和签发,都要求本卫官吏共同办理,唯恐长官徇私舞弊,约束长官象约束胥吏一样。这种制度施行不到百年,法度已大坏,却使得人人都借口公座共议共办,以推脱自己的责任,这种猜疑官僚之任官制度的弊病,已经可以清楚看出来了。朝廷又将地方的行政分出屯田。水利、钱法、驿传、临政诸权,又分为几道以限制诸司的权力,各道又设立各种分司,督察巡守兵粮之类事务以限制郡的权力,在驰道上,巡按之使络绎不绝,循环差遣,无时无刻都在约束着郡县。以此限制地方,可谓不遗余力。在朝廷之内,把过去的都督府一分为五,又各设同知、佥判。六部卿,副卿,常各设七八名。政事堂、大理寺、通政司、太仆寺之类,虽设有长官副长官等,却将事权分散出去,谁也不听他们的裁判管束。三公三师,这类黄扉论道之官,也明令废除,永不再设。朝廷的各种公文印信,封掌签发,全像地方官府一样由朝参官共同办理,再让给事中、谏议大夫、御史巡视;刷上封记以防有私。遇到有差任大官边关军情或地方盗贼、设置州县、河患漕运、朝廷大礼之类有疑议之处,有关部门不能决定,又设各种会议、抄参、私揭以约束,以此约束朝官也是不遗余力啊!以一个人力量来应付天下各种力量,以一代之力来应付几百年之力,力尽法坏,私弊成灾,然而却使人相互推卸责任,说不是自己一人负责。以此开辟了逃避责任的途径而断绝了他们争取功名的道路,岂不与本意大相径庭吗?

一个职务分由几个官员来主管,让几个官僚连衔署名以相互统辖,是为了以鲭疑约束不肖无德之人。对于人才来说,有贤、不肖、中等人三种,以贤者约束不肖者,则不肖者恐惧;以不肖者约束贤人,则贤者忧虑;以中等人约束不肖者,则邪恶不会消除;以中等人约束贤人,则善行不会增加;以贤人约束中等人,则疲于奔命,以下肖约束中等人,则会产生朋党;以贤人约束贤人,则会出现意见分歧;以不肖约束不肖,会使他们沆瀣一气。不肖者恐惧时会撕破脸皮而伤害贤人,贤者忧虑时会自动引退以避祸,恶行不消除,则恶人会更加肆无忌惮,善行得不到助长则无助于进步;疲于奔命,则事情会办坏,朋党作祟,则媚上欺下之风兴起;意见有分歧,则会离开正道而折衷;不肖者声气相投,则会使他们狼狈为奸。这种以猜疑为出发点的任

官制度,只有以不肖约束不肖,才能相适应,这也与建立这种任官制度的本意大有违背。

天本于道,君本于天,相本子君,百官本于相,这才是最好的啊!天下万事万物,只要握住尺纲寸纽,就足以统治天下,造福万民。如今在这样广大的天下里,选贤拣德的方式这样繁多,时间这样长入,不能选到一两个心腹大臣,任以国事,便愤然废去丞相之职,唯有开国于风雨中的英敏明神之君,总理万机,统一上下,才能无所阻滞。过此之后,朝中奏报一天比一天多,陈案的时间越来越长,太平观念越来越强,乐声女色,禽戏纪技,靡靡之音,天天进入宫里供皇帝享乐,外事劳碌而内受蛊毒,大权能不落到宦官手中者是极少的。故胡惟庸、汪广洋(胡惟庸、汪广洋皆明初重臣、先后被诛)之类的大祸,虽从朝堂中消失了,却移到太监聚集的地方。如万安、焦芳、黄立极、丁绍轼(万安、焦芳、黄立极、丁绍轼、皆明朝奸臣,以钻营而得宠)之徒,秉承大宦官的脸色唾遣,奉密令于皇宫北门之类,像波溶于水,瓦碎于地一样不可挽救。国家元气日渐萎靡,大政无人认真办理,民愁于乡村,士叹于家园,田野里没有粮食,钱币却被藏得蚀坏,公务你推我让,晋□□而□之大□,真叫人痛心啊!这就是不讲仁义,而实行猜忌之任官制度的恶果。

《左传》说:“以卑贱妨害尊贵,以新进离间旧臣,以小官加于大臣,都是悖逆正理的。”所以当君王者设立职名,天下尊崇职名,百官服从职名。职名设立颠倒,天下玩忽职名,百官混淆职名,必将使人们看不起爵禄而看重实权。爵禄是上天安排的秩序;事权,是皇帝的意图,不重爵禄则士人看不起功名,只尊重皇帝的意图则人会丧失廉耻之心。所以,杰出的君王对于“名”是很慎重的,名正则任务沉重,任务沉重则权高势重,权高势重则政事能办理得好。

如今当学士的,官秩只有五品,却立于九卿之上。以贱妨贵,以小加大,违反阶序者莫过于此。这将使天下小人投机钻营以争取事权,而天秩之序,遂荡然无可依凭了。

不设一品官,则吝惜所爱以限制权臣的,为了自私的目的,而想约束住所有的人,这与仁义背道而驰,想以此求得天下大治,不亦难哉!给事、御史的官秩只有七品,给事由巡视差任,御史由巡按差任,他们却主掌着六卿、两司大臣的审评大权,这也是不合历代典制的。而他们担任此职数年,就能升迁高官,做钦差,做民牧,由此而产生的后果,也和前述一样显而易见啊。

如果早知道六卿之类大臣不称职,废除他们就行了。反而用新升迁的小臣去翻查趾时,使白发大臣被呵斥得畏畏缩缩,蹑手蹑脚,端坐在墙角遭受给事、御史们的呵斥,不是很不对吗?

所以说,君主重视“名”,则天下都重视名,君主不重视“名”,则天下就都把名看得很贱。设立“名”是为了差任贤能的,猜忌“名”便会尊崇旨意,使浮薄之人大进,借权推诿,偶然间有效的措施却变为法制,故纲纪残缺而秩序紊乱,不是有助于治国的正确法则。

唯有废除以猜疑为基础的任官制度,让该居尊位的居尊,该居卑位的居卑,该设什么官就设什么官位,该负什么责的负什么责,增加选举的难度,减少对官吏的防戒,树立至公无私之心,除去猜忌,竭尽中国的智力,治理轩辕黄帝开创的天下,民族富强,仁勇尽力,就是百年千年,也不会出现弱国丧权之祸。